【本刊特稿】范逢春丨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
摘要：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关键词：基层政治生态；政策叙事；愿景叙事；内容叙事；行动叙事
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综合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自此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政治生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现代政治发展走向深入的客观必然，也是今日中国政治走向清明的历史自觉。”基层政治生态主要是指县级及县级以下层面的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基层政治生态“不仅是群众观察整个国家政治生态基本面貌的‘取景框’和‘参照物’，而且会以‘倒逼’的方式对国家政治生态产生影响”。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具有问题复杂性、内在冲突性与治理艰巨性等多重属性，是一种典型的“棘手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续推进基层政治生态的修复、重构、净化，在这个“棘手问题”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叙事是理解社会和经济行动得以发生的非理性机制的重要概念。”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够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进行系统描述，对其内在的逻辑理路进行深入挖掘，对其蕴含的经验启示进行科学总结，具有多维意义。
一、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命题提出与分析框架
基层政治生态是中国政治生态结构的坚实“底座”。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从局部性改造到整体性优化取得了积极进展，成为新时代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标识性领域。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场域中，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国家治理的政策叙事。“党和政府的很多新观点、新主张和新改革都需要通过‘叙事’方式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注重政策叙事功能的发挥是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显著特征。
（一）命题提出：学科、范畴与价值
政治生态学是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从生态学视角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始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斯（John M.Gaus）。之后，里格斯（Fred W. Riggs）对这一理论范式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他将生态学作为一种进行政治学研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系统探讨了经济要素、社会结构、沟通网络、符号系统、政治构架对公共行政的巨大影响。政治生态论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治学者开始尝试使用政治生态论分析我国“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生态学与政治学的碰撞，形成了政治生态学这一交叉学科。
政治生态既包含政治生活的“内生态”也包含政治运行的“外生态”，既包含“党内政治生态”也包含“社会政治生态”，既包含政治文化要素、政治制度要素也包含政治生活要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以及党中央重要文献多次出现的“政治生态”，主要是指党内政治生态，但是又不仅仅限于党内政治生态，其核心要义主要是“从政环境”。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探索与话语创新，政治生态已然成为一个规范的学术范畴。
作为一种政策语言的政治生态治理，是执政党从现实政治环境出发作出的一种重要政治决策。党的十八大以前，一方面“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在基层，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不佳甚至恶化，成为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政治社会文化失范、民主自治制度失序、小微权力腐败滋生等问题的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基层政治生态得到明显优化。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政策叙事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在揭示基层政治生态政策叙事方面存在着不足。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分析框架：愿景、内容与行动
叙事学的发展可以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经典主义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尔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克劳迪·布雷蒙德等。经典叙事学强调“形式主义论点”，无限多的叙事形式来源于有限的不变元素的组合，主张形式上的不同是导致不同叙事文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在经典叙事学的视角中，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20世纪80年代，经典叙事学初现端倪，其代表人物有戴维·赫尔曼、马克·柯里、玛丽—劳勒·瑞安、尤里·马戈林。后经典叙事学家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为主要目的，注重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重视多元化、跨学科、跨文类、跨媒介的研究，采用话语分析、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文本和认知科学所提供的所有资源手段。同经典叙事学集中研究“单数的叙事”(narrative)而非“复数的叙事”(narratives)相比，后经典叙事学倾向于少一些形式主义，看重对具体文本的阐释价值。在后经典叙事学中，“叙事”已经不仅是“讲故事”，更成为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并非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
近年来，叙事学在公共政策等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广泛的重视，这种政策分析的转型被称为“论证式转向”。1990年，胡基宁和罗伊等学者首次提出“叙事政策分析”（Narrative Policy Analysis，NPA），政策叙事研究开始快速发展。2008年，菲娜和乔治科普洛斯在拉波夫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设计出替代框架。2010 年，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正式提出叙事式政策框架。2011年，沙纳汉、琼斯和麦克贝斯发表了《政策叙事与政策过程》，讨论了叙事式政策框架与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ACF)的关联。2014 年，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者萨巴蒂尔和克里斯托弗·怀布尔将叙事式政策框架纳入主要政策过程理论。同年，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出版《故事的科学: 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一书，对叙事式政策框架进行了完整构建。
所谓政策叙事，“就是在复杂而多变的政策环境当中，为了确保政策得以产生和实施而讲述的一系列故事及其阐述行为”。从叙事学来看，政策叙事是一种图式，政策主体通过这种图式赋予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与政策行动以意义，从而产生更好的治理绩效。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政策叙事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腐败治理、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制定和论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沙纳汉等人的研究，政策叙事分析的层面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叙事式政策分析的要素主要包括情境、角色、情节和寓意，叙事式政策分析的内容分为叙事策略与信念体系。当然，政策叙事分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操作模板，而是一种阐释哲学。在具体情境中，政策叙事分析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本文基于问题的特性，构建了“愿景-内容-行动”三维分析框架，对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进行政策叙事分析。
二、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愿景叙事
政策愿景是治理主体用现在时态描绘的想要通过政策创造的未来图像。一般而言，政策愿景描绘的未来图像越详实、越饱满、越可信，其发挥的激励功能就会越大。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累积形成了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政治生态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握历史规律、担当政治使命、推动理论发展的自觉行为。基于深刻的历史自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清醒的理论自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政治生态治理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目标。“四清”作为一种应然化的政治理想，成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愿景。按照“形态—结构—功能”的叙事逻辑，可以清晰地理解我国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愿景。
（一）宏大与微观：政策愿景的形态叙事
在政策叙事中，有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形态区分。所谓宏大叙事，是指运用完整性与连续性的话语表达方式阐释恢宏的历史与现实内容；所谓微观叙事，是指侧重以社会个体对生活经验的感知与表达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宏大叙事能够展现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整体形象，但是容易被过度抽象化、理论化、政治化及泛意识形态化；微观叙事能够让受众易于理解，更好地形成共鸣，但是容易因为过度具体化、平面化的解读而遮蔽其宏大的叙事主题。“四清”政策愿景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小叙事的有机统一。
作为宏大叙事，“四清”政策愿景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四清”政策愿景是中央政治生态、地方政治生态与基层政治生态共同的治理目标，展示了政治生态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动态性。政党为使命而产生，伟大的政党承担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社会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四清”政策愿景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回应现实问题的目标诉求。基层政治生态在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否风清气正制约着总体政治生态的健康状态。“四清”政策愿景的提出建构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宏大价值，阐述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的出场特质。
作为微观叙事，“四清”政策愿景是基层从政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受我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大党独有难题”的约束，我国基层政治生态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和党员政治意识弱化，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党性观念不强、革命意志衰退、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基层公务人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问题严重；一些基层用人导向存在着不按标准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一把手”腐败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腐败手段呈现隐形化、数字化、期权化趋势。“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将清廉建设与基层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表现为建设清廉企业、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社区（村）、清廉社会组织、清廉家庭等等，这些具体而微的“四清”政策图景在实践中更容易得到公众认同。
（二）历时与共时：政策愿景的结构叙事
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愿景叙事结构包含了历时性向度和共时性向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在力度、速度、深度和广度等多个维度协调并进，最终勾勒出“四清”目标的完整图景。
从历时性叙事来看，“四清”政策愿景的生成发展在时间维度是一个“持续强化”的过程。2012年11月，中纪委十七届八次全会公报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进一步要求：“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弘扬正气、树立新风”。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与之前相比，该《意见》增加了“社会清朗”的治理目标。至此，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理想图景就勾勒完成了。
从共时性叙事来看，“四清”政策愿景的实践样态在空间维度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履新之初就指出：“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改进作风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改进党的作风与净化政治生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进而提出了“四清”的政策愿景。所谓“干部清正”，是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要求干部秉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政绩观，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守做人为官底线，做到信仰清楚、为政清醒、办事清白；所谓“政府清廉”，是对权力机构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要求，要求权力机构按照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要求，实现透明、廉洁、规范运行；所谓“政治清明”，是对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要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社会清朗”，需要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四清”政策愿景内容丰富，每一方面叙事只能反映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一个侧面，整合在一起则体现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全面性要求。
（三）理想与目标：政策愿景的功能叙事
复杂性是理解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同层级的政策之间复杂性程度又有很大的差异。叙事通过简化信息特征、传递本土知识等方式增加了政策信息的“可使用性”，从而实现其政策功能。“四清”的政策愿景叙事通过信息简化、共鸣产生、激发参与等系列机制在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理想感召与目标构建的激励功能。
“四清”愿景叙事承担着廉洁政治的理想感召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是一种建构“理想国”的活动。幻想一个与当下不同的世界甚或“乐土”以便于追求“幸福”是政治学的基本特征与重要内容。丰富的想象力与非凡的创造力既是政治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政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现在与未来都是人创造的，它们一方面在呈现政治家、思想家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人民群众的内心所向。关于“理想国”的想象，在西方以柏拉图为始端，经由但丁到托马斯·莫尔，再到傅里叶，绵延不绝；在东方，从《山海经》的君子国，到孔子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再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是层出不穷。在所有关于“理想国”的思想构建中，都有“廉洁政治”的内容。当然，这些关于“理想国”的构想缺乏科学的基础，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四清”的廉洁政治目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观上，既是一种充满“科学性”的理想，又是一种“真理性”的追求，能够感召多元主体投身政治生态治理过程。
“四清”愿景叙事实现了廉洁政治的目标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有诸多层面的要求。从过程而言，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共享政治是其内在要求；从手段来说，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科学化是其基本方式；从目标而言，“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是其价值追求。“四清”以廉洁政治为总体目标，“四清”分别又构成了子目标。其中，“干部清正”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基础，“政府清廉”是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政治清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核心，“社会清朗”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条件。“四清”愿景叙事既传承了传统廉政文化，又非常契合现实需要，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提供了清晰指向。
三、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内容叙事
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成功与否的前提在于其内容叙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否得到叙事对象的认同。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提供政策依据，为基层政治良好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关联性设置。在政策文本中，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往往是包含在总体政治生态治理之中。在地方政治生态治理过程中也会出台大量专门针对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文本，其内容往往是具有操作性、执行性、配套性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为主干、以操作性政策为支撑的制度体系，完成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内容叙事。
（一）基层组织生态治理：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
党建引领是基层组织生态治理的政策主题。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基层组织生态治理的一条逻辑主线。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领导工作要靠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组织生态治理过程始终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以提升组织力为着力点，实现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的治理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员开展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努力在全党形成民主集中、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017年10月，针对既往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2018年10月，《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发布，对党支部工作作出了全面规范，既弘扬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又体现了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2019年1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2019年5月，《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提升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工作水平。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基层组织生态要好，就一定要有过硬的组织力。通过以上各种纲领性规范、公共性规范以及专门性规范，强化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形成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通过“党建引领”的主题叙事，“基层组织不但嵌入在生产单元之中，同样也嵌入在社区等生活单元之中”，确保了基层治理正确方向。
（二）基层廉政生态治理：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
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基层廉政生态治理的政策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必须要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一体推进“三不腐”，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创新，不仅是强化对基层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于基层廉政生态治理的系统安排。
廉政建设只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形成政治生态的治理效能。2013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廉政改革做出提纲挈领的部署，明确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2018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巩固反腐败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202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通过，要求建立健全述责述廉制度，全面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增强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性、系统性、实效性，把握好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不断扎紧扎牢遏制腐败的制度笼子，全面深入地推进了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和国家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构。通过“三不腐”体制机制的主线叙事，为基层廉政生态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广度、深度空前提升，形成了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三）基层用人生态治理：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
坚持好干部标准是基层用人生态治理的政策主旨。“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选人用人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事关基层改革、发展、稳定目标的实现，对于基层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清除影响基层政治生态的污染源，需要通过制度公信力建设，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二十字”标准。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201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扎实、精干高效、适应农村工作需要的乡镇干部队伍。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将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提高选人用人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2016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分别对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责任落实、选人用人监督问责等重要环节作出重要要求。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2014年、2019年、2023年三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选人用人工作中探索形成的实践成果，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公布，要求“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对基层干部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
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如同慢性毒药，对基层政治生态的破坏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贯彻新时代好干部“二十字”标准的主旨叙事，通过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持续提升选人用人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推动了基层用人生态的优化。
（四）基层干事生态治理：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
推动担当作为是基层干事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主调。针对基层出现的不作为、不担当、懒政行为和“为官不为”现象，通过“问责＋激励”复合机制调节干部公共服务动机和全要素全链条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是基层干事生态治理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基层干事生态治理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持续激发基层干部服务动机。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在县以下机关实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机制。2015年7月，中共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区分开来”，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护和支持改革创新。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提出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力图做到宽严相济、精准科学，既“惩治极少数”，又“管住大多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2018年5月，《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呼吁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干事创业。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在原问责条例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防止出现“洗碗效应”。
基层干部的行为模式直接关系到党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明显影响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极大影响到群众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动担当作为的政策叙事主调，形成了激励、问责、容错三方“合力”，实现了组织规矩与个体能动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基层干事生态的形塑。
四、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行为叙事
“制度、程序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都高度抽象，只有当人们在事件中与其相遇时，它们才会变得鲜活、可感。”要实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必须将政策愿景、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实践。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行为叙事就是发挥叙事的情感表达、沟通说服和意义建构等“话语”功能，以及知识传递、制度简化与决策调适等“证据”功能，将政策愿景、政策内容转化为政策实践，推动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的转变。
（一）从“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在政治生态治理中采取了先“治标”后“治本”的行为策略。“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是党深度把握政治生态治理规律后作出的科学决策。通过“治标”来彰显“治本”决心，通过“治标”来奠定“治本”基础，通过“治标”找到“治本”良策，进而推动“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转变，让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能够有个调适的过程，并产生更好的政策绩效。
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治标”正风肃纪。从“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转向对日常生活“微小叙事”的关注，是现代公共政治一种显性趋势。政治生态治理必须有生活叙事的小切口。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迈出了政治生态治理的第一步。中央“八项规定”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有力抓手。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为基层政治生态建设的切入口。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提出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大办婚丧喜庆等具体问题抓起，从月饼粽子、烟花爆竹、贺卡挂历等“小事小节”入手，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整治“车轮上的腐败”、清理“超标办公用房”、纠正“会所里的歪风”、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促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全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并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2013年6月，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2013年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提供了一个可执行与操作的“顶层规范”。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指导意见》，将“四风”整治推向深入。从抓作风建设入手，收获的不仅是作风改进，更是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开端。
以“制度笼子”为着力点，通过“治本”纵深推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政治生态治理的治本之策。这里的制度是指的制度体系。一般而言，制度体系大多包含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三大层面。在法律法规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法律法规建设遵循集中清理、科学规划、完善体系的思路，不断推动法律法规体系日臻完善。2012年，中央启动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法规清理筛查工作，在2015年8月、2017年11月先后通过了2个修正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贪污贿赂罪的问题作出了界定，从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角度为廉政制度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18年2月、2023年4月，党中央分别出台了三个党内法规制定五年规划纲要，党的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在管理体制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对纪检监察体制进行了创新探索。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健全完善国家监察体系架构，形成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1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推行监察体制改革，完善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增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在运行机制层面，充分发挥巡视巡察的“利剑”作用、派驻监督的常态化作用、问责机制的及时性作用。这些制度安排为包含基层在内的政治生态治理提供了“治本”基础。
（二）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
从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现实来看，无论是用严格制度约束行为，还是用信仰教育引导心灵，都很难达到理想的目标状态。只有将政治理想落实到组织纪律，把制度意识植入血脉灵魂，实现“政治规范”与“心灵秩序”双向互动，才能产生最佳的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出现积极变化，一方面是因为良好的“政治规范”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持续的信仰教育促进了基层干部“心灵秩序”的重组。
通过提升制度认同，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提供“政治规范”。要让基层政治生态保持健康状态，必须使基层政治运行的不同环节都有“制度规范”。长期以来，在基层一些地方、某些领域，“潜规则”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让制度成为“稻草人”，让政治规矩成为“空架子”。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管控之下，确保监督没有禁区，确保处罚没有例外。一方面致力于提升所定制度统一性、互补性，大力提高制度传播力与认同度，奠定制度执行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提高违反制度成本，管党治党的笼子更为扎实紧密，让人、财、物、事、权在显性制度轨道上运行，从制度上筑牢干部心理的“防火墙”。
通过开展信仰教育，为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提供“心灵秩序”。2013年6月以来，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2015年开始，围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开始，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为主题的“两学一做”教育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2019年开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开展，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放，对其各种表现进行坚决斗争。2021年开始，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以求保持“赶考”的清醒。2023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推动全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故事的不断再生产，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联结起来，形成一系列社会行动。”信仰教育推动的“沟通式的反思”能够促进各类干部更好地把握政策叙事的意义和本质。
（三）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
基层政治生态问题是长期累积而成的政治社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不同主体，牵涉到包括文化观念、党规党纪、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个体利益等在内的各种要素。不同主体的各种要素蕴含着许多变量，要素与变量在“基层”这个场域耦合生成基层政治生态。不同主体之间复杂的行为过程也会使基层政治生态治理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于基层政治生态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治理模式必须由“单一主体”向“社会多元”格局发展。在此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基层政治生态治理呈现出“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变化，是深刻的行为角色变迁叙事。
就基本政治制度来讲，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党内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生态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党风一头挑着政风，一头挑着民风，党风决定政风、民风。”就此意义上，基层政治生态就是由党内政治生态来塑造和体现的。党内政治生态通过多种机制对政风和社会风气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政治生态治理的核心阵地与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发挥执政党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领导干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通过强化正风肃纪“固本”、通过惩治蝇贪蚁腐“治污”、通过公道选人用人“立标”、通过加强法规建设“强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从而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
“国家叙事不仅由国家意志主导，更多的时候则由社会公共群体集体呈现。”基层政治生态建设既需要党和国家担负起主体责任，还需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社会多元”叙事强调在党和政府部门之外充分发挥家庭、乡贤、个体不同角色在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式结构的社会，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石，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话中提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纳入作风建设范畴。2016年10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日常生活是基层政治生态的社会根基，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孕育出良好的党风和政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充分发挥乡贤的凝聚乡邻、榜样示范作用，注重乡规民约的道德引领与行为规范作用，推动移风易俗，传承乡村文明。除此之外，需要每一个个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正是在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中不断为“个体叙事”搭建平台，最终才能为“社会多元叙事”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五、结语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因此“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正因为如此，现实的人类生活境况也就是其政治生态状况。“不断通过实现自我解放引领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政党天然的历史使命，推进政治生态治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就成为了“历史的任务”。具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实现国家的善治。实现基层政治生态的“净化”“优化”和“重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政治学话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内革命性锻造与对外革命性实践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基层政治生态既有的各种问题，基于愿景、内容、行动一体化的整合型政策叙事战略，采用意识形态叙事、传统文化叙事、舆论宣传叙事、信仰教育叙事等多种叙事策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共识，激发了全社会的系统支持，实现了基层政治生态的“明显好转”。然而，推动基层政治生态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从“起势优势”发展为“定势胜势”，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继续利用恰当的政策叙事，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推动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的持续优化，仍然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只有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上推进政策叙事，推动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建设和情感共鸣，建构一种以团结奋斗为前提的社会行动，基层政治生态治理才能始终成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精彩篇章。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3年第5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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